前言
我很早就想写这样一份回忆录了。一开始，这份回忆录只是《家用理论物理教程》的引言部分，后来《教程》的内容越来越多，我逐渐意识到如果还将这些主观感受作为一份自然科学教程的一部分会不太合适，遂另起一份Markdown记录之，且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写这样一份东西，一来是想将其当作一块碑，用以埋葬理想主义者；二来是让自己在多年以后仍能回忆起模糊的细节，让这些令人难受的经历铭记于心。
我坦率的承认这篇回忆录是主观的，也即承认了我写的这些文字是我想让诸位看到的，也许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作为当事人，我总是愿意相信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历史，因此无法做到客观、准确的还原这些历史。但我仍然会做出尝试，陆续将一部分我刻意忽略的历史补充进去。
回忆录中出现了大量的时间节点，我参考了电子文件的修改日期、支付宝账单、聊天记录、网易云音乐年度报告等信息以确保这些节点的准确性。不得不承认，在这一过程中电子账单似乎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它将过去的历史一一呈现在我的眼前，让我回忆起不少细节。
我想以我的童年开始本文，即便这些记忆与《我的大学》这个标题没有多大关联。我交代2016年之前的这些背景，用一位伟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的命运，既要考虑自我奋斗，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的现在是由我的自由意志与我经历的历史环境共同决定的。我想，我的大学是一个悲剧。但我不希望诸位在读完本文后将所有悲剧的核心都归因于我，以圣人的样貌对我指指点点。我只希望诸位能够理解我，仅此而已。
童年，物理以及鸡血
童年(1997-2013)
我的父亲在襄樊市南漳县国营清河农场长大，他的父亲是农场的会计，家里的经济状况不至于饿肚子，却也不能提供很好的学习环境。父亲的兄弟姐妹一共七人，我父亲是最小的那一个。父亲读书不行，在清河农场读完初中就去当兵了。他在部队里开车，表现好还入了党。父亲退伍时为了留在宜昌工作就贿赂了当地的官员，最后去了宜昌市轻工业局，在局下属的宜昌市轻工业供销公司工作。据我母亲回忆，我父亲一开始是在局里工作，但轻工公司的一个同事想跟父亲调换岗位。那时轻工公司的收入要比局里高，我父亲也就同意了。后来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迈入了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轻工公司也因此从局里分了出去，不再是体制内的单位。轻工公司挣扎到二十一世纪初就解散了，我父亲也就下岗了。母亲因此对父亲怀有不满，她说如果父亲当时没有调换岗位就好了。但我觉得，这并不怪我父亲，他只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在那时能够看出经济体制将要发生变化的人大抵也受过良好的教育。虽然父亲是党员，但他哪里懂这个，他入党只是因为在军队里比较老实罢了。所以我母亲的怨念大抵也只是马后炮而已。我曾反问她：你那时懂这些么？她便不说话了。不过这或许也是一件好事，父亲是一位利己主义者，并不能以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如果他当年保持了轻工局的公职身份，那他今天又会是怎样？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93宪法修正案[1]。修正案第五条将宪法第七条”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修正为”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标志着国营经济时代的结束。同年年底，以江泽民主席为代表的中央委员在第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延伸并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社会主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开始，在实施了几十年双轨制后，正式迈入了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九十年代的下岗潮是时代的阵痛，与零四年的非典型肺炎、二零年的新型冠状病毒一同，刻入所有当代中国人的记忆。(2024年10月02日19时)
我的母亲是潜江人，她是家里的老大。外公读过一点书，是半个知识分子，但重男轻女，对母亲并不好。外公脾气古怪，与兄弟姊妹闹矛盾后带着全家来到了宜昌。外公当过兵，在部队里学医，他在宜昌葛洲坝集团当医生，后来在三峡大学当校医。母亲来到宜昌之后读了商校，读商校有补贴，而且包分配，可以早些参加工作。母亲毕业后在宜昌商场上班，当销售员。商场集团后来也解散了，母亲便也下了岗。
我的父母是在商场认识的。父亲送了母亲一条丝巾，母亲回赠了父亲一块西铁城的手表，一来二去就好上了。轻工公司在港窑路有一块地，建有仓库和一栋居民楼。仓库用于存放没有加工过的大型纸张，居民楼分配给了轻工公司下属的职工，我们一家就住在这栋楼里。轻工公司解散后，父亲交了一笔钱，居民楼变成了私有制，仓库不晓得划到谁的头上又被租了出去，一部分仓库拿去放了农药，一部分仓库变成了废旧回收厂，还有的变成了贩卖种子的公司。那时父母忙于工作，我总是一个人在院子里闲逛。仓库背后是一座山包，山里有野鸡、刺猬和蛇。父亲当过兵，身手敏捷，每次都能捉住那些误飞入仓库的野鸡，然后我便能吃上一顿大餐。仓库与山包交界的地方是一片三平方米左右的泥塘，仓库上的雨水落下来在泥塘里形成一个水洼。我曾买来一条金鱼放在里面，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雨，它也就死了。仓库门口有一排铁铸的蓄水池，大概两米多长，一米多宽，近两米深，雨季可以积攒满池的雨水。一些枫树种在蓄水池间，枫叶会落得满地都是，有的会落在水池里，沉入水底，泡上几年。就像茶叶那样，枫叶泡在水里也会形成一种“茶汤”，一段时间之后“茶汤”就会被氧化，并在水面上形成一层油膜。夏天院子里会有很多蝉，父亲就拿鱼竿、鱼线制成捕蝉器，把蝉捉回来炸着吃。冬天，仓库的屋檐上会结半米长的冰凌，我有时会在上学前捡一根落下来的，走在路上玩。种子公司有时会将一些不合格的种子遗弃在门口，我曾把几颗玉米种子种在花坛里，最后还收获了几根并不怎么好吃的玉米。
除了在港窑路，我也时常去三峡大学。外公外婆就住在三峡大学校医院旁。三峡大学的前身是散布在宜昌的两所学校，第一所是宜昌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并入三峡大学后发展至今，宜昌市近乎所有的公立医院都成为了三峡大学的附属医院。第二所是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这是修建葛洲坝时在本地成立的一所学校，目的是为葛洲坝工程与三峡工程培养人才。它是三峡大学的主体部分，长辈们常以“葛水院”代指三峡大学。葛水院曾是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的宜昌校区，后来这所学校的武汉本部并入了武汉大学，宜昌校区与医专合并成立了三峡大学。三峡大学最有名的楼当属水电楼，因为外形长得像碉堡，所以也被学生们称为碉堡楼。水电楼对面曾有三峡工程的基石块，我小时候喜欢在那些巨石上爬来爬去。后来为了盖新楼，三峡基石被搬走了，那里的花坛都拆掉了。旧的校医院离三峡基石不远，医院旁就是三峡大学幼儿园与职工楼。幼儿园似乎早已荒废，住着不晓得哪里的人；而职工楼里的老干部们越来越少，租出去给读研学生的房间也越来越多。原来幼儿园背后有一些荒地，外婆将那些荒地开垦出来，种丝瓜等作物，还种过草莓。后来幼儿园曾扩建，那些地也被厚厚的水泥掩埋。
父亲下岗那年大抵是2003年，他曾有机会选择分配再就业，或者拿一笔失业补助。我的家人们希望他选择再分配，但父亲最终选择了拿失业补助，并没有跟家里商量。那年我因不满读书的年龄而在家玩了一年，并于次年进入宜昌市东山小学读书。小学的记忆是模糊的，能确定的是，我那时对物理并不感兴趣。小学与“物理”最贴近的课程是科学课，对此，我唯一记得的一件事就是我曾在科学课上不按安全规范操作，搬动凳子时举得很高，不小心将同学的脑袋打出了血。后来科学课就停了，科学老师在教室里发火，班主任将我的母亲请到了学校，为那位可怜的同学付了医药费。或许这次经历在潜意识里告诉我不适合动手操作，导致我没有走上实验的道路；也或许这次经历告诉我物体从高处往低处运动，重力势能会转化为动能，使我在潜意识里对自然规律无比敬畏。
小学时代，他人对我的态度并不友好。有年冬天特别冷，再加上我有些感冒，所以我穿着羽绒服，戴着围巾、口罩去上学了。到了教室暖和了许多，我也取下了那些保暖的“设备”。课间休息的时候，前桌的廖同学让我穿戴上所有“装备”，看看是什么效果，我照做了。我的动作吸引来了数学老师，她看到我那副模样，便说我行为怪异。同学听完后一阵狂笑。那天放学后我叫曾同学一起回家，他开玩笑说“我不跟行为怪异的人一起玩”，虽然我晓得他是开玩笑，但我一直记得那个画面。“行为怪异”这个描述伴随我整个小学，前桌的廖同学甚至没有替我解释过一次，而是跟着大家一起说我脑子有问题。课间操与张同学跳小白船时，她也说出“怎么和这个人一起跳”之类的话。我觉得我算不上“脑子有问题”，我顶多是喜欢搞怪。我们三年级开始上英语课，我始终学不会，时常在放学后被留下来背书。我记得小学毕业时我的英语只考了81分，而大多数同学都有95分以上。小学毕业时我们拍了毕业照，但不久后我就将其撕得粉碎，我也没有保留任何小学同学的联系方式。
我也曾是施暴者之一。小学时，我曾给一位同学取绰号。这位同学的名字里有一个“春”字，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字代表了她父母对她的美好期望，但我刻意的将“春”替换成“蠢”，并当着众人的面嘲笑她。她哭着向数学老师阐述我的罪行，我却毫不在意。放学后，我被留了下来，数学老师找我谈话时问我怎么想的。我突然想起郑渊洁的某篇小说中皮皮鲁被冤枉的情形，郑渊洁形容皮皮鲁“无话可说”，我便回复数学老师，我无话可说。我已忘却后面怎样结束的谈话，可能数学老师见我朽木不可雕，便将我放走了。在我2018年无比沮丧的时候，我曾想起这位女同学，并感到一阵羞愧。我去找还有联系的小学同学，希望获得她的联系方式，并向她道歉，但最后不了了之。
我对物理学的兴趣或许是在2010年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开始的。那年暑假我家通了网线，是一条4M的宽带，但在当时已经远远够用了。我在网上找来了《与霍金一起了解宇宙》的视频，并看了许多遍。我喜欢默写视频的台词，我觉得很酷。开学后我便向往着物理课，但我发现到八年级才会有物理课。经过漫长的一年等待，我终于等到了。给我们上物理课的是初中的副校长，他很喜欢我，我是他的课代表。有一次期末考，考前有一段时间可以看书复习，我却趴在桌上睡觉，班主任没有管我。副校长巡视的时候看到我在睡觉就把我拉起来，看清楚是我，然后就说你继续睡继续睡。现在回忆起来，副校长对我的影响很深，一方面是他对我的宽容拉近了我们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他讲物理没有照本宣科，时不时还会拓展一下，引入更多的细节。这些性质都是我所喜爱的。
2012年左右，受一个表哥的影响，我开始接触科幻电影。由于2009年的电影《2012》，我对12月21日格外的期待（当然，最终什么也没发生）。差不多也是那时候，我弄来好几本大学的数学、物理教材，虽然大部分都看不懂，但有两本对我影响很大，一本是《微积分初步》，一本是《矢量分析与场论》。在拿到教材四五个月后，我就学会了《微积分初步》中的数学方法，能去计算一些简单的微分、积分问题了。我记得当时对我而言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求原函数，我不能理解微分的逆过程。为此我跑去问班主任（她是数学老师），但由于面临中考，班主任再三推辞，说等我毕业后让我去她家里慢慢学。后来我还是等不急，自己在中考前弄清楚了原函数是怎么一回事。《矢量分析与场论》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在4年后，也就是2017年。
中学时代我对自然科学的近乎偏执的兴趣使我并不认可应试教育的方方面面，因为应试要求我必须全面发展，强迫我学习一些我并不感兴趣的东西。我那时的观念显然是错误的，我们的应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通识教育，我的确需要学习那些基本的通识概念。再加上那时我学习了如何翻墙，一时间涌入的各种信息冲昏了我的头脑，促使我对体制做出了一些严厉的批判，甚至写在语文作文里，被语文老师拉去谈话。可想而知，我的成绩一塌糊涂。最烂的，就是我的英语。仿佛是脑子有问题，我总是背不下那些单词、语法，我搞不清其中的逻辑。这从小学三年级，到中学，再到大学，成为我十三年间的梦魇。
2010年中东地区爆发了“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国内环境也受到了影响，也正是这个时候我家通了网线。 (2024年09月16日晚)
初中最后一学期，我们的物理由教务处主任代课了。教务处主任是喜欢照本宣科的老师。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学热学，老师讲到了绝对零度之类的概念，并说达到这一温度时分子会停止运动。我认为这违反了不确定性，便在网上查找凝聚态之类的东西反驳她。我现在也不晓得当时拿出的那些例证对不对，而教务处主任最终为了打发我就含混的同意了我的话，这件事也不了了之。
我从来就不是正统意义上的“好”学生。初中时代那位班主任曾在班会上说“有的同学学了点东西就觉得自己不得了了，跟那些不搞学习的混在一起”。虽然她没有指名道姓，但我想她说的就是我吧（因为班会那天我与一个“坏”同学玩闹的时候碰到了班主任，而当时我正要去上厕所。班主任问我去干嘛，我回复她说“屙尿”，我想这个回复引起了她的不悦）。我记得有个“坏”同学曾花“巨资”买来一台带喇叭的mp3。那时《钢铁侠3》刚上映，我们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听《钢铁侠3》的配乐。我觉得这些“坏”同学虽然学习不好，但他们在是非对错面前富有正义感，平时也富有个性。我喜欢这样。
我也与一些“好”同学为友。有一个“好”同学喜欢做笔记，订正试卷总是做满了笔记。我特别不喜欢这样，我认为这样做出来的笔记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自己看的（我的那份《家用理论物理教程》也是这个定位，我完全可以不做它，我只是想写给别人看）。这个同学当然不这样认为，但我们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友谊，直到毕业失去联系。现在我已经不能像当年那样宽容对人了，我无法忍受价值观与我不同的人。我变得尖酸刻薄，充满敌意。但我很怀念我过去的那个时代。
那时候卢驭龙名气很大，他参加了中国达人秀，展示了他的特斯拉线圈。同学看了之后觉得很酷，告诉我这种东西。我听了就打算自己做一个。我在网上找来了教程，用2N3055大功率三极管搭了一个单管自激电路驱动高压包，用MKPH电容和漆包线做了LC振荡电路，还在夜明珠附近的建材市场里买来了直径12厘米的不锈钢空心球，成功做出了一个小型特斯拉线圈。后来我又花钱买了一个焊接好的双管自激推挽电路驱动高压包，可以拉出很漂亮的电弧。其实自己亲自动手就能发现，这些基础的特斯拉线圈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就是电弧很能唬人。我至今也不晓得什么叫“单管自激”“双管自激推挽”，我也不晓得我讲的这两个名词对不对。那时我活跃在特斯拉线圈的贴吧，认识了一些民科，他们相信一个叫Mehran Tavakoli Keshe的伊朗民科，我对此保持怀疑态度，时常与他们互怼。对特斯拉线圈的理解让我在2019年的支教中免试拿到了电子线路的学分，功利得讲，这或许是对我唯一的帮助了。这些经历让我在大学中能维持正确的方向，没有过多的产生“民科”的想法。
中学毕业我们也拍了毕业照。但发放相片时，老师要收每个人20块钱。我和一个同学当时就举手问可以不要吗，老师说可以，于是最后就我和那个同学没有拿毕业照。
高中(2013-2016)
再后来我就参加了中考，我考了403/450分，进入了市重点高中，压线正取。与我相同分数的同学多交了几万块的择校费，在这件事上我是幸运的。高中生活与初中没什么不同，只是睡眠更少了，试卷更多了，假期更短了。高中的那几年里，我依然保持着初中的那些“习惯”，成绩还是一塌糊涂。我可能会在物理考试时专注于某道我感兴趣的题目，尝试用微积分的方法做出来，最终拿到满分，而其他题全是零分。我将所有英语课的时间全部花在了《环球科学》《科幻世界》《盗墓笔记》和一些东野圭吾的小说上，或者去做一些电子小玩意。那时我对“三轴光球”很感兴趣，但最终我也只做出来单轴的“光环”。
现在我回想起来，高一的物理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但说来惭愧，我至今仍不晓得他的名字。这位物理老师也从未说过自己叫什么，每次我们去问他名字，他就说：“你们不需要知道我叫什么，你们就叫我物理老师。”但我们私下都叫他物理老头。他说话带着方言，说话故意抑扬顿挫，例如“时——间，对应位——移”，“你——不学，有——人学”，“考一百分，难——，考零分，更——难”。我印象最深的是“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寂——寞”这句话。物理老头教书教得并不好，高一牛顿力学那套，搞受力分析之类的，我至今仍不会（所幸这不妨碍学习分析力学），但他教会我的求学哲理让我受益匪浅。
2014年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一年，那一年我的独立思想似乎觉醒了，我开始批判自己过去对体制的观点、看法，思考我那些关于体制的不攻自破的逻辑谬误。我认为，引起这些改变的原因是同学借给我的那本《苏菲的世界》。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哲学方面的问题。而在耗费几个星期的英语课读完《苏菲的世界》后，我开始思考：什么是世界观？什么是价值观？
我记得（曾经的）国家博物馆讲解员袁硕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人的价值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人的价值取向是线性发展的，这样产生的价值观就不会很“正确”；有的人的价值取向经历过剧烈振荡，最终收敛到一个很小的区域不断波动，这样产生的价值观才是相对而言比较“正确”的（最近他又说许多人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就是喜欢去引用有声望的人说的话，他自己有时也这样。我本想用这句话为前文做个注释，但我突然发现，当我引用这句话时，我便再次使用了这个坏习惯）。我的价值取向就在中学阶段经历了这样一次剧烈震荡，所以我自认为自己的三观还是比较正的。
2015年，我经历了两件比较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是我外公的去世让我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第二件事就是我高中班主任的离职。很巧合的是，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前后。
我的外公退休前是三峡大学的校医，退休后没享几年福就走了。外公是左撇子，为人很固执，我似乎也继承了他的这些特点。我小时候一直是左撇子，外公吃了左撇子的亏，硬是让我纠正过来了。现在，我除了拿筷子、写字用右手，其他如拿刀叉、拿剪刀的惯用手都还是左手。有天早上我坐公交车从三峡大学去中学上学，路上听到邻座的两个老婆婆谈到我外公去世的消息，她们说很可惜。我望向她们良久，没说话，到站后便下车了。
我一直认为高中班主任之所以离职是受我的影响。一开始，班主任也看不惯我的学习习惯。我觉得我的学习历程始终是以兴趣为指导的，但社会主义教育为了公平性是以应试为指导的。这在社会主义现阶段中最大程度的体现了公平性，更适用于大多数人，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理解。但应试教育显然是一种时空上的定域最优解，如果某人声称现阶段的应试教育是一种全局最优解，那他的脑子大抵是瓦特了。我的学习历程改变了班主任的固有观点，导致他在离职前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他让我们每个同学每周都要写一篇科幻故事交给他，锻炼我们的想象力（他认为3D打印可能将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大规模的解放生产力，而到时候最值钱的就是想象力了）。但最终只有我写了两篇科幻故事，而他也再也没有提过上交故事这件事。我为了做“三轴光球”去找班主任（他是化学老师）要氯化铁蚀刻覆铜板，他也很爽快的答应了。还有一次我拿十几个18650电芯组装了一个巨型充电宝，他看到了也很感兴趣（如果是以前，他肯定就没收了）。这样的事很多，但这些与应试不相容的改革也导致他的教学进度严重滞后（他尝试在上课的时候引入思维导图，所以教学进度很慢），等等一系列的事让他离职了。我也不晓得他离职的具体原因，2018年左右我曾在网上寻找他的去向，但最后不了了之，据说他现在在武汉做教育研究。
2015的下半年我活跃在微博上，也赢得了一些关注，其中还有高能所的老师；某一期《环球科学》杂志上的《拯救宇宙中最宏伟的定理》一文讲述了有限单群分类问题的历史，看完后我热血沸腾，发了条微博，这条微博被刊在了次月的《环球科学》杂志上。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是周六，我在补课放假回家的路上翻看环球科学，看到评论被刊登的一瞬间我就懵了，随后便是一阵狂喜。但冷静下来后我便意识到小编修改了我的表述，书上展示的不是我的原话，这又让我有些恼怒。但总的来说，这些经历使我情绪高涨。
然后就到了2016年。年初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2月11日LIGO实验组举办了发布会，宣布探测到了引力波信号。在这一天我也认识了蔡博士（大家都叫他奶咖姐姐），他是一个很有趣的前辈，后来给了我很多帮助。虽然人类第一次探测到引力波，但这对我的成绩没有任何帮助——我马上就要高考了，而凭借那一点分数，我很可能只能读一个专科学校。我那时经常想象着毕业后去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最终当一个地铁司机。但最终我考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成绩，473分。我参加那么多次让人沮丧的模拟考，结果最终的高考分数比我每次模拟考的成绩都要高。而我的英语，即便从未学过，仍考到了81分，连英语老师都不敢相信。
初入大学(2016)
事实上我这个分数段的考生非常尴尬，我们的选择权很窄，要么追求一个“大学”的名号，去读一个师范大学；要么求其次，读一个看上去普通一些的“学院”，但可以选择电气之类的工学专业。经过再三考虑，我最终选择了西华师范大学的物理系。在填写志愿时我便注意到了“物理学”与“物理学（师范）”的差异，而西华师范大学的志愿里显示的是“物理学”。在为数不多的选择中，既有“大学”名号，又有“物理学”专业的，差不多仅此一家。志愿审核通过后，我的录取状态变成了“拟录取”，但我的志愿却从“物理学”变成了“物理学（师范）”。那时我也没太在意（我晓得有这两种不同的志愿，但我不晓得这种差异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完全沉浸在“有书读”的喜悦之中。
2016年9月5日下午5点，我与母亲踏上了前往南充的绿皮火车，次日清晨到达学校附近，在新区一期门口一家旅店住下了。下午我便前往报道处，见到了物理与空间科学学院的行政学生。一位湖北襄阳的师姐说一直在等我来，但随后我没怎么跟她说话，印象里她好像有点尴尬。随后几天有各种新生会议，在会议上副院长张洁承诺，16级的同学到了大三会进行分流，想要从事教育行业的分到一起，想要从事学术研究的分到一起，我相信了她的话，一直到教育实习。现在回想起来，之所以我的大学会这样痛苦，大抵是因为我走的路并不符合培养方案吧——虽然“物理学”与“物理学（师范）”是同样的理学学士学位证书，但它们的培养方案却是完全不同的。随后的军训过去得很快，我认识了队列中站我旁边的免费师范生蔡立民，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17到19年间，我，他，还有我们班大一的班长刘昊每年元旦前后都会在学校背后的荒地上支起一块火坑，带着啤酒、坚果、辣条等东西烤火、聊天。前两次分别是在16年的12月31日、17年的12月31日进行的，18年12月31日南充下了雨，一直到19年1月上旬，环境都是湿漉漉的。19年1月15日，为了不留遗憾，我们一起去吃了炭火烧烤，吃完后还不过瘾，觉得这火必须得生起来，于是我们一拍即合，我去学校的超市买了啤酒、盐水花生和一包花生糖，他和刘昊去学生宿舍楼后面搬了一大块干木头，扫了一辆共享电动车把木头运到了那片荒地上，顺利的烤上了火。19年底我去支教了，所以20年元旦的火终于没有生起来，这是我大学为数不多的让我感到遗憾的事之一。
2016年9月30日，西华师范大学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第7所拥有天文系的高校。天文系成立仪式上，我见到了很多大牛，这在当时又给我打了一剂鸡血。我在前往南充之前就在网上查到了学院的大牛们，例如吴双清教授，蒋青权副院长，他们都是学界有名号的人物，现在我们又有了天文系，系主任是邓李才研究员，我感到志愿填报西华师范大学是捡了个大便宜。最开始天文系有35名同学，天文系成立仪式上的发言代表是范型钟同学，他中学就参加过各种天文知识竞赛。他在发言时说了一句话令我印象颇深，他说他要“抚摸宇宙迷人的胴体”。
如今范在linkin上留下了一些实习求职简历，似乎也准备转行做程序员了。有些事情是个人的奋斗无法决定的，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学科细分是历史的行程，宽进严出是历史的行程，成立更多的天文系也是历史的行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压碎了一代代人的血与肉，留下骨头渣子在世间。 (2023年05月10日晚)
然而2016年剩下的几个月里，我逐渐发现大学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中学时，我以为我只要大学读了物理系一定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实际上我在班群、年级群里的几乎每一句发言都引来了嘲讽的回复，类似“虽然我们看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我们都装作看得懂就好了”，“那你很棒棒哦”，“你厉害你解释下xxxx是什么意思，我最喜欢吊打装x狗了”（他也是在网上随便找的一个高大上的名词）之类的话。之后我也懒得在群里说话了，我想，你们自己玩蛋去吧（但最后他们大多数都没有玩蛋，倒是我玩蛋去了）。
学院的行政人员在一开始就不断的宣传计算机二级、三笔字等考试（三笔字即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这似乎是学校自行组织的一种考试。2015级之前的师范学生于毕业前通过三笔字考试便能直接拿到教师资格证，从2016级开始，教师资格证必须通过国家级的考试才能拿到，校级的三笔字考试不再拥有任何意义，但它作为师范学校的传统延续了下来），并教唆学生去考试。我至始至终对那些考试没有任何兴趣，也没去考过一次。不少同学都考过了计算机二级，但他们的计算机水平也不见得有多好。这些证书当然也体现不了什么东西，但讽刺的是，如果有一个计算机二级的证书或许能在求职时获得更多的青睐，学校教唆我们考的那些证书在求职时充当了万金油的角色，似乎能证明一个求职者在读书时很努力，企业将证书作为求职者是否努力的充要条件，实际上既不充分也不必要。
度规张量与理论物理的起点
一切的开始(2017)
2017年初，我参加了第一次大学期末考试。我正考一下就挂了两门，一门是书法训练，我毛笔字写得丑；第二门是体育，我跑不动，老师认为我态度不好。幸运的是，我补考都顺利通过了，至少在当时我还没有真正的挂科记录。而我的专业课，高等数学1考了78分，力学考了65分，还是和中学一样的烂。大学生涯一上来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吓得我喘不过气，然后我们就匆忙的开始了大一下学期的学习。这学期学院举办了物理实验竞赛，隔壁班的一位同学参加了比赛，但又没有想法，问我有没有什么建议。我碰巧在微博上看到了“蛇摆”这种装置，就跟她说可以做一做这个。她动手能力不强，于是我就和她组队做了一个蛇摆，支架是拿拼装式鞋架做的，一开始我打算拿螺母充当摆球，但最后同学找学院的老师借来了学院实验用的摆球，这让我感觉做了弊。最终我们这个蛇摆毫不费力的拿了第一名，领奖时她做的讲解，我去领的奖状，散会后我便把奖状给了她，把蛇摆给了实验老师，放在学院实验设备仓库的柜子上。这学期开设了高等数学2，我们开始学习多重积分与一些矢量分析的内容，另外一门专业课是《电磁学》，而这两门课程完全改变了我的大学走向。大概2017年的4月份，我在微博上认识了日本东北大学的李博士（他那时才刚刚本科毕业，还是东北大修士在读，现在他博士都要延期了），我与他保持着深入的友谊。
在这学期的学习中，我注意到这样一个规律，以球坐标系为例：球坐标变换是指这样一个函数组
直角坐标系下的三重积分在球坐标变换下会产生一个Jacobian
其中
这个发现不得了。回忆整个大学的历程，我认为自己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搞清楚了
而此时一位复旦的15级前辈短暂的走进了我的生活，她是在李博士的微博评论区里认识我的。一开始她关注了我，我也回了粉，她很开心，以为我是很厉害的学长。随后我告诉她不是她想的那样，而她对我的态度也立即转变了，我们的交集也止于此。她曾给过我一份复旦大学的理论力学课件（根据文档的修改日期信息，应该是2017年的5月8日），从这份课件中，我得到了Lamé系数的另一个称谓：度规系数。
“度规”这个名词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晓得了“微分几何”这个数学分支，随后在网上买来了我的第一本苏联绿皮书《微分几何与拓扑学简明教程》。好巧不巧，在我看过的无数本微分几何教材中，似乎只有这一本在开头讲述了Jacobi矩阵（多数教材的开头部分要么是拓扑学，要么是引入流形、局部坐标系），而我恰好就需要知道Jacobi矩阵与度规的关联。一开始我压根就读不懂，我在微博上胡诌着那些高大上的数学名词（很感激蔡博士和李博士没有揭破我的胡话）。真要说什么时候才真正弄懂，怕是现在才弄懂了一半。这充分体现了Dunning-Kruger效应，一开始是迷之自信，然后进入绝望之谷，随后是开悟之坡。
学术报告(2017)
2017年的上半年，学校搞了各种学术报告，我去听了好几场，印象比较深的有高能所的朱宏博老师讲的CEPC展望，北师大的张同杰老师讲的天牛N体数值模拟，中科大交叉中心的闫沐霖老师讲的de-Sitter狭义相对论。朱宏博老师好像在ATLAS做过探测材料设计，我那天听完讲座还在微博上黑高能物理，我说高能物理本质上是材料物理；张同杰老师的数值模拟上过央视，我对这方面没啥兴趣。我对闫的报告印象很深，蔡博士告诉我，之前闫在中山大学也做过一样的报告。闫的报告开始之前，我座在报告厅靠后的位置，吴双清看我坐那么后，就让我到前排去，坐到女同学的边上。我尴尬的笑了笑，没有动。吴是主持人，他说来到西华师大好几年了，没把学校的相对论研究带起来，很惭愧。他说闫沐霖老师是自己在交叉中心做博后的合作导师，受邀来我们学校做的报告。老先生随后的报告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气节。那时我已自学了度规、线元那些东西，看得懂其中出现的一些结构。狭义相对论直接推广的结论是（不带宇宙学常数的）Einstein引力理论，de-Sitter狭义相对论的意思大概是说，从带宇宙学常数的Einstein引力理论出发，反推带宇宙学常数的狭义相对论。这个东西让我感到很震撼，闫说当时他们写de-Sitter狭义相对论的时候，国外的专家都不相信狭义相对论还能继续修正，但看到闫的工作之后哑口无言，只好承认。
2017年10月8日，蔡博士在微博上说闫先生走了。我很惊讶，当初闫做报告，根本不像身有恶疾之人，怎么说走就走了？我去找吴老师，他那天在办公室。他说自己夫人也得了癌症，没有在第一时间去追悼闫先生。他告诉我，闫先生在青岛做完手术不久就走了，自己曾做过医生，晓得那些医者根本就不用心。我安慰了吴老师，他很感谢我去问闫先生的情况。
这一学期，英语老师差不多每节课都要我回答问题，而我每次都是我干站着，答不出个一二来。有一次坐我一旁的同学指着书上的答案，低声告诉我回答这个，我却不想回答，我觉得这个回答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不会就是不会，回答了也没意义。7月中旬，大学的第二次期末考试。我正考终于还是挂了英语2。大概老师觉得在跟他对着干，所以才让我挂了课吧。
旅行(2017)
为了排解压力，母亲决定带我出去旅游。我其实不怎么喜欢自然风景，但我还是去了。第一站是恩施大峡谷，母亲担心我被晒伤，硬要我穿防晒服，我不想穿，闹得不愉快。恩施都是山路，母亲晕车，吐了一路，我也很难受，没心思看风景。即便这样，母亲仍然在恢复后乐在其中，用年轻人的话来说母亲大概就是“森女”吧。
后来，我们又去了新疆。我之前一直说想坐飞机，于是去新疆我们坐的飞机。同行的还有另外两位家人。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在飞机上看到了雪山与云层。在乌鲁木齐，我仍然没有心思旅游。去天池玩的时候，家人们与检票员发生了矛盾，吵了起来。我见状就更没兴趣了，转头就跑，一个人回到市区，跑去了新疆天文台。我问门卫我能进去看看吗，他犹豫了一会，然后联系了一位招生的行政人员，经过同意之后把我带进去了。我跟那个老师说我喜欢理论物理，弦论之类的东西，我问她天文台有做理论方向的老师吗？她说研究弦论这些东西可能会变成民科，天文台做理论的老师很少。她问我到新疆有什么感受，我说我感觉宗教气氛很浓。这其实只是一句客观陈述，在中部地区可见不到那么多星星月亮。结果那个老师很激动的告诉我，你可别听网上瞎说，我们这里很安全的。我不晓得她怎样理解我所说的“宗教气氛”，我也没有再过多的解释什么，但总体感受就是进去之前是憧憬的，而真的接触到他们的行政人员之后就能大致摸个底了。再后来的由于我吃了不干净的清真餐，拉肚子拉了一路，最后草草的完成了旅游的“任务”，跟随母亲坐了两天的绿皮火车回家了。
蒙特卡洛(2017-2018)
不久后又开学了，我开始了大二的生活。英语2的补考我终于还是挂了，这意味着我要重修了。这一学期的专业课有两门，一门是线性代数，一门是理论力学。我为此购买了苏联绿皮书《代数学引论》，以及Arnold的《经典力学中的数学方法》。这学期开始有公共选修课，同学纷纷去选容易考过的两性教育，据说这门课的课堂爆满。我选了我们院兰小飞研究员主持的物理学前沿讲座。兰小飞号称是“三清博士”，他在清华读的核工程的本硕博。之所以说兰小飞研究员“主持”，是因为真正上课的是学院的各个老师，每堂课各不相同，相当于是每周一次两节课时长的学术报告。也是在这门课上，我认识了王旭东老师。王老师在南开读的博士，导师是缪炎刚。他在交叉中心做了几年博后，然后到了我们学校。王老师在课上给我们展示了一些量子场论的计算细节，他想让我们看看真实的科研是在做些什么。他说他会在将来给本科生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场论的课程，如果有兴趣可以加他的微信。我下课就立即加了他的微信，问了他一些问题。我已经忘记当时问的什么问题了，后来我试图在微信上找聊天记录，但已经找不到了。2017年10月23日，物理学前沿讲座要结课了。讲座的期末考核是要我们交一篇小论文，我写的是Lamé系数与度规张量、体元的关联，兰小飞给我打了78分。
2017年11月，我开始正式的学习理论物理，我还买了全套的梁灿彬《微分几何入门与广义相对论》教程。到货那天是11月11日星期六，我的生日。那天下着毛毛雨，我正在参加英语2的重修。上午上完课我去取了快递，然后就返回了重修的教室。由于双十一狂欢节，我买的这套书降价了几十块钱，我试着问商家能不能退一点钱，商家表示不行。我又跟商家说，那你能祝我生日快乐吗，今天是我的生日。商家照做了，我向他道了谢。后来王老师将课程安排在每周日的上午八点至十二点，全程现推公式，他认为现推可以讲清楚细节，用ppt容易忽略细节。一开始听课的人挺多的，除我之外还有几位14级、15级的前辈，数位与我同级的公费师范生，以及几个17级的后辈。14级的一位师姐是学生会的干部，已经保研了（她现在在华中科技大学读理论物理，还去了19年的引力会议，我在会场看到了她）。王老师跟她说，你学生会的工作都做得好，理论肯定没问题的。但后来她没听几次，之后就没来了。那几个公费师范生也是听了几次就跑了。几个后辈也跑了。长期去听的有我和一个15级的师姐，这个师姐曾在我们军训时带我们的内务。讲课时，师姐不停的做笔记，我因为听不懂，没怎么做笔记。开始时最难以理解的就是那些无穷无尽的抽象指标与具体指标记号，再就是度规场升降指标的规则，我摸不出门路来。王老师要我们听课的本科生每周去找他问一次问题。我便去告诉他，我不能理解那些指标记号。他很生气，对我说：你不做笔记，不去算，怎么会弄懂？你要记笔记，哪里不懂你就拿笔记来问我。相比我，王老师更喜欢做笔记的师姐。我没办法，一度到了抄书的地步，抄《代数学引论》的对偶空间和张量代数部分，抄了五六遍，最后都能把张量的定义背下来了，却仍然不能深刻的理解张量的意义。我一直认为，改变是在学习协变导数算符的时候。先定义一种逆变矢量场的协变导数引入联络，然后算协变矢量场的协变导数，计算与度规适配的协变导数导出Levi-Civita联络，计算测地线方程，最后就能算Riemannian曲率张量了。后来我每次去找王老师他都会说“可以可以”，而即便只是一句“可以”都能大幅度降低我的负罪感。
有次上课的时候我问王老师：本科生学这些东西是不是好高骛远？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逐步发现许多前辈排斥本科生科研。王老师立即回答说本科的知识就像是骑自行车，骑得再快还是自行车；理论物理的知识就像是开汽车，与自行车完全不同。所谓“好高骛远”默认了学习的线性性，而学习知识本就不是线性的过程，你完全可以在不会自行车的条件下学习怎样开汽车。另外，好高骛远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相对教学大纲而言的。但教学大纲也是人为编撰的，编撰者完全可以约定某一课程在不在课程大纲中。后来他亲自到研究生院，给凝聚态的课程大纲加入了量子场论。他说自己曾叫那些没来上课的本科生回来上课，但他们通常会问：学理论物理有什么用？王老师说学理论不需要有用，就是陶冶情操。学理论又不给他们发钱，他们当然就跑了。我很敬佩王老师能拥有这样的情怀，我也曾拥有这样的情怀。有的前辈将“生化环材”称为“四大天坑”，这本质上就是没有情怀。他们可能会说情怀又不能当饭吃，的确如此，“讲情怀”与“不讲情怀”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研学态度，而我们没必要陷入这两种态度所产生的争论之中。讲情怀的理想主义者应当现实一些，不需要到处传授人生的经验，这些经验不具有普适性。理想主义者要晓得“情怀”确实不能当饭吃这个事实，接纳利己主义者的存在，没有必要强求所有人都成为理想主义者。而不讲情怀的利己主义者也没有必要去骂理想主义者是傻叉，各走各的路。
21年之前王老师常问询我的状况，多次传达让我考研的期望。他说，我在大学的经历只是一些小的挫折，考上研究生之后就会改善。21年我最后一次向他表达了我的顾虑，他只说“常联系”。后来逢年过节我都会问候他。但他瞧不上转行之人，觉得我被功名腐蚀了，这些想法也导致他在23年的某个时间一怒之下断掉了与我的联系方式。王老师读博期间的小组名叫candy group，我不清楚他经历了什么，但他对此有无意间透露出的情感——2017年冬到2018年春，他给我们上课的小组也叫candy group。这也是我的脚本语言取名为candy的原因。在刚开始写candy的时候，我就想在完工后将这个更像是学术工作的东西致敬师门，即便这个工作与两代candy group做的研究毫不相干。王老师17年入职，他的到来有如神兵天降，教会了我很多非常深刻的道理。现在已过去七年了，他的热情也已被磨灭了吧。对我，他应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对我与他的关系变成这个样子感到难过，但长路漫漫，我仍然得继续向前。(2023年12月13日午，2023年12月14日晨，2024年07月09日凌晨)
王老师一直给我们上到2017年底，后来因为期末考试课程就停了。之后我去找王老师，问他什么时候上课。他说做了ppt，以后可以拿ppt上课，但实际上他之后再也没给我们上过课了。这学期我重修的英语2又挂了，并且我正考还挂了英语3。在回家的火车上，我忧心忡忡。
严格把关
崩溃(2018)
2018年的寒假，一篇叫做《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文章在网上传播开来，我读后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大概也是那时我开始担忧我父母有一天会离开我。即便后来有医疗工作者声明作者故意隐瞒了老丈人的乙肝病史，也没有降低我的焦虑感，我很久之后才恢复过来（真的很久）。
让我焦虑的还有华中科技大学印发的一份文件《华中科技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科管理办法（试行）》，尔后18名大学生集体被劝退，再是教育部的官员赞扬华科的这份文件，最后是教育部要搞义务教育减负、大学教育增负……这些信息让我意识到，我们学校大抵也要学习这些精神了，这对我的“学术自由”是一记重击。大二下学期开学后，我补考当然还是挂掉了英语3，此时我便开始崩溃了。
我大概在四月份的样子给辅导员发了条消息，我告诉他，我很努力了，但还是挂了很多课。我说我怕毕不了业了。但随后我就后悔了，我又给辅导员发了条消息，我说我刚才犯了癔症，那些话都是乱说的。但辅导员还是让我去找他谈谈。后来我便去找了辅导员，他说我是瞎担心，如果我都毕不了业，那多少人都毕不了业；补考没过还有毕业清考，毕业清考没过还能延毕，怎么会拿不到毕业证学位证？
但不久后教育部就发文《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文件说“要切实加强学习过程考核，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严格考试纪律、严把毕业出口关，坚决取消‘清考’制度”。学校也学习了这一指示精神（虽然教育部的正式文件在2018年9月才下达，但2018年6月份左右就已经有相关政策落实了），废弃了2009年版的毕业要求、学士学位授予要求，重新制作了新版本的相关文件（《西华师范大学关于印发<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通知》《西华师范大学关于印发<全日制本科生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试行）>的通知》），并在次年落实。
这些文件也只能吓吓我这样的老实人了。
这学期的专业课有数学物理方法和原子物理学。数学物理方法的老师是一个留校任教的老师，他对数学物理方法的公理化原理并不熟悉，仅停留在应用的水平。对于物理工作者而言会算或许就足够了，但我需要的是一个公理化的逻辑，我更习惯于从基本结构导出宏伟的大厦。一门数学课，缺少了公理化，味同嚼蜡。我那时认为微分方程的那些方法是Tricks，是能交给计算机完成的工作，学生不需要当一个人肉计算机。包括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从数学的角度来说，物理学的核心绝不是解方程、求轨迹，而是寻找客体的代数结构（也许这种观念只是一种偏见，我从未接触过微分方程的公理化结构，而偏见便来源于未知）。
教我们原子物理的老师唐正来自高能所，第一次带本科生，方法很激进。他让我们读论文并在课堂上做报告，他讲的内容大多都是对高能物理的科普。他的教学模式本该是大学应有的模式，但这适用于一个学生“将来都会去当老师”的学校吗，我觉得这里还是要画一个问号。有一天我去问他关于上升下降算符的问题，我不能理解指数幂次里含有一个算子这样的构造，我问他这个为什么是有效的数学表述。他也不会，但他说我这样挺好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他还是对我抱有一丝忧虑，他说我至少要保证期末考试能及格才行。这是我唯一一次与他接触。事实上他的忧虑是正确的，原子物理是我大学四年唯一挂掉的一门专业课，我于2020年5月才在线上考试中通过重修考试。带完我们之后，唐正就走了。他走的时候我很感慨，发了一篇推文：
唐正走了。有人说他去创业了，有人说他重新去搞同步辐射光源了。总而言之他走了，不教书了。他走之前同学们骂他，说他品行不好，他的期末试卷是 copy 的云南哪个学校的；说他挂人，我唯一一门挂了的专业课就是他教的原子物理，至今还没过。同学们骂他的时候我会替他说几句好话，我说他很有想法，他只是不会结合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但他现在走了，我倒是产生了一种冲动，也想去骂他了。
这学期一开始我还在继续跟进广义相对论的几何部分，而对于量子场论，我却感到举步维艰。王老师让我去旁听高年级的量子力学课，并为我报销购置了一本喀兴林的《高等量子力学》。事实上，我去找原子物理老师问上升下降算符的问题，是因为《高等量子力学》没有阐述清楚。后来我情绪越发的糟糕，用纳税人的钱买的书让我感到一丝不安，强烈的原则性让我对此非常愧疚。那时我也不晓得发票的运作规则，还试图将报销的钱退还给王老师。后来我去接触了一些对理论物理感兴趣的同学，想着为学院的理论物理注入新鲜血液。我给王老师发了条消息说我不想做了，他说没关系。
那是我最糟糕的时候，我一度想休学。我一开始想得很简单，就是休学半年，调整过来后再继续读。但辅导员告诉我最少要休学一年，不然学期对不上。我签好了休学申请单，回到寝室开始收拾行李，但随后我却犹豫了。2018年我20岁，正常毕业是2020年，这时我是22岁。如果我休学一年，那毕业时我可能就23岁了，我无法接受23岁才本科毕业。如果要走学术道路，23岁的本科生太老了，更何况我读的只是一个二本学校，学理论物理也不像材料物理那样容易发文章，总的来说休学似乎挺不划算的。为了调整心态，我在2018年整个6月都在进行心理咨询。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实际上挺水的，甚至我在路上遇到我的心理咨询师，他都不认识我是谁。虽然我做了几次之后有了细微的好转，但我晓得这并不是心理咨询师的功劳，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话，有些事说出来就痛快多了。
期末考试我当然考得稀烂，一下子挂了四门课：一门教育学，一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门原子物理，一门教师基本素养。我还与学院的兰小刚老师以及他的研究生发生了矛盾，最后甚至没有参加他的考试。
兰小刚老师是做理论物理出身，但他现在在做电工学课程的教学，平时在校外带高中奥赛。当时我认为兰是一位“离经叛道”的老师，他“背叛了”理论物理。有一次电工学课程，我在教室后排推导测地线之类的东西。兰从我身旁经过，看到我没听讲，他翻动着看了看我的草稿纸，然后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便告诉了他，他又问我喜欢这些东西吗，我说是，他便走了。后来电工学实验课，我没有认真做实验，他和他的研究生额外照顾了我，我对他的研究生发了火，兰说你不想做实验你就走，于是我便走了。我最后没有去参加电工学实验的考试，我在教务处也没有查到对应的学分。我便恶意揣度，认为这或许是兰的阴谋——如果他故意在我们临近毕业时才上传考试成绩，我便无法正常毕业了。2019年6月实习返校后，我曾前往院楼找吴双清。那天他不在办公室，我便离开了。走的时候路经兰小刚的办公室，看到他在里面，他也望了我一眼，我便走进去向他道歉，而他已经不记得我了。我见状便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下楼时没注意地上有水，滑倒在地，撞到了尾椎骨，疼痛万分。经过的两个女生问我没事吧，我连忙说没事，不顾疼痛，逃也似的离开了现场。
当时我的未修得学分累计达到了19分，原则上再多一分我就要留级了。我的GPA也低到令人发指的1.59，看到我中学同学都是3.5以上的GPA，我感到了极大的无力感。
平缓(2018-2019)
2018年的暑假到武汉转了一圈。经家人介绍，我去见了中南民族大学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是做材料的，问我对什么感兴趣，我回答说微分几何。他迟疑了一会，然后问道：那不是数学吗？我没有回应，随后草草的结束了面谈。后来我大哭了一场，我想起了小学的数学老师与那位前桌的女同学，想起了大学同学对我的评论，哭得鼻涕挂了一米长。但时间不等人，我既然选择了不休学，就意味着我仍然需要坚强的走完剩下的大学时光。
2018年9月开学后，我几乎立即恢复了年初的热情，将自己麻痹在理论物理的学习之中，以获取精神上短暂的平复。效果是显著的，我在网上找来了张宏浩老师的广义相对论演示文稿，并在一周内重复出了Schwarzschild解。在此之上，我还尝试引入了宇宙学常数，试图求解一个非Ricci平直的引力场方程。我在求解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疑惑，蔡博士告诉我这是dS情况，我那时不晓得什么叫dS，我以为dS是S的微分。蔡博士告诉我，dS是指de Sitter。几个月后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de Sitter，这时我才知道，引入宇宙学常数后解出的真空静态球对称解叫做Schwarzschild de Sitter(SdS)解。这学期的补考中，我通过了教师基本素养和教育学，而我还是挂掉了原子物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随后我便进行了英语2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修。由于这学期学院不开设原子物理课程，并且英语2和英语3的重修时间冲突，所以我无法重修这两门课。
18年的10月1日，我的室友周宸见我郁郁寡欢，便带我去了七坪寨。这是个南充郊区的旅游景点，似乎是整个南充海拔最高的地方。周宸是外国语学院的，学商务英语。他很时尚，我挺喜欢他的。有时在寝室，我会故意把头贴近他，看他嫌弃的躲开。我们那天骑共享电动车过去的，他有一个单反，我给他拍了很多照片。我们把车推到山顶，然后从坡上骑下去。最后车没电了，有一台车的轴承好像还卡死了，但我们还是把车推回了指定的区域，七八点才到学校。到学校后我去食堂想买点吃的，食堂阿姨本来都收拾干净准备走了，看到我，把刚放入冷柜的几个猪肉玉米味的蒸饺卖给我了。那天我很开心，很久都没有那样开心了。
这学期我们上了热力学与统计物理与量子力学。很遗憾的一件事是我并没有学好热统，我感觉这门课过于抽象，我不能理解配分函数等构造的意义。后续的学习中，我越发的感到统计物理与量子场论的关联性之强，例如热核（Heat Kernel）、路径积分、重正化等内容中都有统计的思想。王旭东老师曾要我读共形场论那本小黄书，其中有一章的内容就是统计。王老师也不会这一块，他推导这本书时直接跳过了那一章。我重拾了喀兴林的《高量》，花了很多精力在上面。
有天在计算一道量子力学习题时，我在答案解析里看到了一个奇妙的公式：
这个公式特别好用，在做一些具体的计算时，用这个公式可以非常快速的得到答案。统计物理里也会出现类似公式，如
唯一不同的是统计里的幂次不是整数。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用的那本统计物理教材的附录还讲了Gamma函数。不久后，我在做一个狭义相对论情形的自由电子气体的费米能级计算问题时犯了一个错误：按照通常的做法，这个问题中需要计算的积分应当先做近似，然后再积分。由于我掌握了上述的计算技巧，并且忘记做这个近似，这导致我硬是算出了那个复杂积分的解析解。这个解析解是一个级数解，对解析解做一些近似之后，仍然能得到通常做法对应的答案。我一开始很兴奋，但随后我用Mathematica检验时发现函数库里已经有这个函数了，我这才知道这个级数与Polylogarithm函数相关。
随后的期末考试，我终于没有再挂科了，这也是我大学以来第一次没有挂科或补考的一次期末测验。我在这学期的重修中也顺利通过了英语2的考试，马原呢，由于我去错了考场，导致我的分数产生了一点问题，我于次年开学后花了两天时间解决了这个问题。
2019年的寒假，学院通知下学期进行教育实习。所谓教育实习就是去中学当实习老师。我其实早就发现学院不会像2016年承诺的那样给我们分流了，所以我必须要去当实习老师了。学校的行政人员做出了川内的实习学校名单，大部分学校在南充周边，少数学校零星分布于川内。南充的学校被抢破了头，大家都想在离大学近的地方，或许是不愿离开熟悉的环境，也或许是想复习考研。我选择了内江，我想要离开南充。有次班会辅导员问我想不想去实习，我顿时就笑了，我说还可以选择不去吗？他叫我好好搞。
逃离南充
临行(2019)
寒假，我并没有告诉父母我要去实习了。2019年2月22日，我再次来到了南充。我到校后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出了马原重修考试没有分数这件事的时间线，然后去马克思主义学院找他们的教学秘书核对我的马原重修分数。教学秘书当然是把责任推给了校学籍管理科的某个打字员，我找到那位打字员后，毫无疑问的再次回到了马院。在马院和学校的办公大楼间往返了一上午后，我终于修正了我的成绩，但成绩归到了不正确的学期，导致我那个学期的“未修得学分总数”是一个负数。所以下午我又去了学校的办公大楼，所幸这次只跑了一趟。那天我穿的鞋磨破了脚。
我们动身出发的日期是3月12日，离出发还有一段时间，我将2018年下旬完成的引力场方程真空静态球对称解与统计物理中的 Polylogarithm 函数解析解整理成了标准论文格式的笔记，而后者帮助我在支教期间内拿到了固体物理这门课的学分。3月7日，王旭东老师组织了一场研究生的报告会。王老师想锻炼研究生作报告的能力，打算每周让不同的研究生做一次报告（实际上2019年3月7日那场报告就是唯一一场，从第二次开始研究生就各种推辞，再也没有做第二场）。这一天做报告的是一位师兄，他报告的题目是用Hamilton方程来算一个弦论模型黑洞解的某些参数，具体细节我已忘却，只记得师兄说这个弦论的黑洞解与经典场方程的某个黑洞解非常相似。师兄没有讲多久，报告时长远小于计划时长。那场报告结束后，我把我整理的两份笔记拿给王老师看，希望他能给我一些建议，不论是关于内容的还是关于Latex排版的，都行。王老师简单的翻阅了一下，然后很兴奋，还说要把我介绍给吴双清老师，让我8日去找他。他说，吴双清老师是学界知名的相对论大师，如果我能得到他的指点，拿到几个课题，那对我的学术水平是很有帮助的。王老师在2018年有了一个研究生，但同年上旬他离开了院楼三楼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办公室，到了一楼的行政办公室，任研究生教学秘书一职，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他向我抱怨，说吴老师也给了他很多课题，但他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研究。随后，王老师便给吴老师打了电话，并通知我于8日上午9时去找他，他带我去见吴老师。后来我与李博士谈到此事，我们一致认为，王老师有这个反应是因为我老去烦他，他不想让我缠着他，就把我甩给其他老师了。
7日晚上5时左右，我正在寝室。王老师突然打电话通知我吴老师过来了，要我马上过去。接到消息后我便急匆匆的前往院楼。
我到吴老师办公室的时候，王老师正站在门口跟吴老师闲聊。他看到我来了，就简单的向吴介绍了一下我，并要我跟吴老师一起去吃个饭，然后他便离开了。我把背包放下后，就跟吴一起去食堂了。路上吴老师说他看了我的笔记，看到我的引用里有梁灿彬的书。他说梁老先生的书如果认认真真的学，学三年都学不完。要快速入门，看赵峥老师的书也不错，即便某些地方有不足。他问我文章里的式子是怎么算的，我说我用diffgeo算的，是一个国外的老师写的Mathematica程序包。他希望我能自己用Mathematica，matlab或者maple写个程序，把那些张量都跑出来。我说我只会调用已有的函数写一些简单的东西，他说对程序这方面，我还是要学习一个。到食堂后，我点了一碗凉面，我怕吴老师要回办公室吃，我就打包了。吴有高血压之类的病，吃得特别清淡，大致是豆芽、青菜之类。他在食堂找了个地方我们面对面坐，他谈到了他在中科大交叉中心的导师，我便说到闫沐霖，他有些诧异，说对。他似乎突然想起来什么，然后说，你之前是不是来找过我？我说对。他恍然大悟，说我那时候留的短头发，现在头发长了，胡子也没刮，没认出来。我尴尬的笑了笑。在离开食堂之前吴老师又去买了两个馒头，随后我们就回到了吴老师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吴老师变成了话唠，什么都跟我讲。他说自己的儿媳妇刚给他生了个孙子，但儿媳妇奶水不足，他第二天上午要去镇上购买新鲜猪蹄给儿媳妇发奶（事后我想这大概就是更改会见时间的原因）。他说赵峥老师很赏识他，如果当初没有去中科大交叉中心跟闫老师做相对论，很有可能就去北师大跟赵老师混了。他说自己相对论协会的理事就是赵老师给安排的。他告诉我他住在武昌的哪个哪个地方。在得知我是宜昌人后，他讲述了自己在宜昌发生的一则轶事。2005年是爱因斯坦奇迹年。据吴老师阐述，那年在宜昌开办了一场物理学术会议，何泽慧先生有到场，她当时已是91岁高龄。会议结束后，安排有神农架的活动。考虑到何先生的身体状况，以及吴老师曾经的医学工作经历，组织者便安排吴老师作为何先生的随身护理人员（我没有考证这件事的真实性）。吴老师还说了很多，该讲的、不该讲的都讲了。我印象很深的是，吴老师问我想考哪个学校，我说华中师范。他立马将我的志愿给否决了，只说他曾在那工作了很久，相信他就行了。吴老师建议我报考北京师范大学，还给了我高思杰老师的联系方式，让我联系高老师，就说是他介绍的。但我至今都没敢拨通那个010开头的电话号码。他问我想报考华中师范的原因，我说我想做粒子物理，华中师范的粒子唯象很厉害，和cern有很多合作。而且中国未来也要建自己的加速器CEPC-SPPC，这个方向有很大的机遇。他听到我说“机遇”这个词，马上就说机遇无非就是混口饭吃，混饭吃还不容易？他以自己为例，说他自己当年如果继续从医，是不是混口饭吃，现在转行搞广义相对论，照样还是混口饭吃。他说：“你怕是被别人忽悠了”。他建议我多思考下到底想做哪个方向。这个问题王老师也问过我，我此时才发现，我对粒子唯象一窍不通。我对量子场论的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是略微的了解Noether定理和U(1)规范场论。我会的只是一点点几何，还是ABC水平的几何。而我做几何，只是因为我只会几何。归根结底，我根本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
谈话持续到八点左右。他有些抱怨我不说话，一直都是他在讲。我尴尬的笑了笑。最后，吴老师说希望我在本科毕业前耍个朋友，如果耍到了，要跟他说一声，没耍到，也要告诉他。他还说，男生应该弄得精神一点，头发剪短一点，胡子刮了，这样才会有女生喜欢。我告诉他，我想弄个Nima还有头发时那样的发型（Nima现在已经聪明绝顶），而现在的女生都喜欢留胡子的大叔。
晚上王老师打电话问我跟吴老师聊得怎样，我说他没有给我课题，只是要我找个女朋友（当时我只记得这一点，大多数细节都是我后来回忆整理的）。他跟我说了一些吴老师的工作，让我好好搞。
到了3月12日，当日上午我们在学校乘车出发，并于当日下午13时左右到达了内江隆昌。我和另外两名物理系的同学住一个租房，在高二物理教研组进行教育实习。
隆昌(2019)
实习期间，我们每周都要写实习感想，带队老师和实习团队的行政学生会从所有实习学生的感想中挑选一篇发推文。我第一次写的是让学生高屋建瓴的学习物理，写这个是因为我在学校的走道间看到一幅毛笔字，上面写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苏轼《题西林壁》中的一句，虽然这首诗在四年级就学过了，但我从来没想过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而看到那幅字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学习也是这样，学不懂是因为自己就在一些条条框框里，只要跳出了条条框框，就可以对事物有一个全局的把握。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说学习一个东西就像是盲人摸象，每个盲人摸到的都不一样，而我们正是要听各方之言，通过总结各个盲人的描述得到象的轮廓。如果在学习过程中无条件的相信一方之言，便很容易对学习的对象产生莫名的偏见或优越感，这便是主观的，不能反映客体实在。这也有些批判性精神的意味，我们的学生缺少批判性精神，总是喜欢被安排得好好的，不愿跳出条条框框，甚至作茧自缚。我希望学生能够高屋建瓴，不按规矩做事。在学习这件事上，自由主义才是好的。我的那篇文字被辅助带队老师的行政同学选上发了公众号和微博，她们擅自修改了文章的细节以规避某些审查风险，还在文章开头加上了一个莫名奇妙的网络作家“木浮生”的话，这让我有些不舒服。在整个实习过程中，办公室的各位老师与学校的学生都很友善，除了那个人人厌的校长，竟没有第二位老师谈论我的长头发。有时候学生会说留长头发像是搞艺术的，我就会回应他们说，搞理论物理实际上就是在搞艺术。大概从四月底开始，物理教研组长李主任因长抽烟、喝酒等不良习惯导致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从四月到五月，他都在医院。李主任带重点班的课，为了填补他的空缺，我的指导老师、李主任的徒弟（实习学校新入职的老师会跟着一位“师父”学习物理教学法）以及我一同分担了重点班的教学任务，我主要负责在晚自习讲习题。我哪里会写多少题，我连受力分析都做不到。所幸重点班的那些同学都挺聪明的，即便我讲课讲得断断续续的，他们也没有对我有过任何抱怨（至少明面上没有）。
重点班的物理课代表是一个女孩子，傻不啦叽的，喜欢瞎想一些物理问题。她时常假装路过，在办公室门口偷偷看我。有时她会跑来问我很愚蠢的问题，我总是一头雾水的向她“解答”，然后她便会似懂非懂的点头说明白了。
在隆昌的半年接触到了新的环境和新的人，这些新事物对我影响很大，使我逐渐走出了2018年的阴霾。我的指导老师可能看出我并不想从事教育工作，他对我很包容，让我顺利的走完了实习流程。5月，王旭东老师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是中国物理学会相对论与天体物理分会要举办GRA2019学术会议，王老师说我可以去看看，到时候找他报销。我一开始挺犹豫的，我怕浪费纳税人的钱（过去之后我才知道，相比于学院的研究生我有多“节约”）。犹犹豫豫大半个月后，我还是决定去看一看。
然后就迎来了2019年高考，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实习就要结束了。在我们离开隆昌的前一周，学校的领导安排所有老师去机房查学生的分数。我本就不想去，去了又嫌耗时耗力，于是自作聪明在一个网友建的群里找前辈们写网页爬虫，结果迎来一顿臭骂，群主也将我踢出了群。我一开始就没有想到高考成绩涉及到学生的隐私，我被踢出群的那一刻还觉得莫名其妙，但几乎是同一时间我便立即意识到查分是在干什么，我羞愧的走出了微机室，下到了一楼大厅。领导正站在大厅，他看到我，就说很感谢我们实习老师能去帮忙。我小声问他，高考分数不是学生隐私么？他将目光望向别处，我又说，我可以离开吗，他想了想说那你走吧，没关系的。我向他道了歉，随后离开了学校。隔天，学校门口的电子显示屏上就播报了高考状元。那天我到门房拿实习小组赠予学校的书籍，我指了指电子屏，问门卫，不是不让宣传这个么？门卫笑了笑说都在搞，教育局说不让搞，谁会真的不搞？我也笑了笑。
实习快要结束的时候要写实习报告，我写了量纲分析法与中学物理教学。写这个是因为我改作业的时候发现学生写计算题都不喜欢带单位，我想写一份材料，讲清楚什么是数，什么是物理量。我定义了直积之类的结构，构造了一套物理量之间的代数法则。后来我还发现以量纲为一个底流形，以实数为纤维可以将任意物理量看作一个纤维丛上的元素。我给王老师发了我整理的想法，我跟他说这个挺有意思的，但他认为这个没意思。有一次我在一个网友建的讨论群里讲我的这套公理化方案，网友也觉得没意思，说我是在强行构造纤维丛。一开始我还想看看这个丛上有没有其他结构能用到量纲分析中，但大家都说没价值，让我感觉这套东西挺民科的，我也就没再继续研究下去了。
6月24日，所有实习老师都撤离了学校，我与一个同住的同学还留在办公室处理最后的事务。年级主任希望我给重点班上一节狭义相对论，我照做了。在向年级主任和我的指导老师告别后，我便离开了学校。次日清晨，我们退了租房，然后便离开了隆昌，乘上回校的汽车。抵达南充汽车站时正在下雨，我们下车后便树倒猢狲散，各自搭车回学校了。再次到达寝室有种很微妙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7月1日天气很好，我又想去七坪寨转一圈。我叫周宸陪我去，但他要考研，没有跟我去。我便去学校二期大门对面的一个商店买了两瓶水，然后上路了。这次我骑的是共享单车，没有骑电动车。和18年那次一样，我把车推上山顶，然后快速的骑下去。路上我的眼镜掉到地上刮花了，回到学校后去换了一对镜片。那天太阳很毒，我也没有做什么防晒措施，后来掉了一层皮。随后的十几天里，我写完了实习报告，便开始准备前往贵阳。
贵阳(2019)
7月7日，在翻看自己之前写的笔记时，我又将当年物理学前沿讲座的课程作业读了一遍，义愤填膺，然后给兰小飞发了封邮件。
老师您好。我这两年学了很多广义相对论方向的东西，随着我认知水平的提升，我越发感到您凭借这篇文章给我打的成绩不够公正。
按照我现在的认知水平来看，这篇文章对于“正交活动标架”几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并且我从比较平凡的角度描述了流形上不变体元与度规张量行列式的关系，这些思想应该是非常深刻的，而我提交这篇文章时根本没系统学过广义相对论。我唯一感激的就是在您主持的这门课上认识了王旭东老师，他带我入门了广义相对论，但这都是2017年12月的事情了 。
我给您发这段话也不是想索要什么成绩的修正，我的成绩也并不是这一门两学分的课程能够挽救的，我只是想让您知道有这么一个学生，有这么一回事。
隔天，他就回复了我的邮件。
代同学：
你好！很感谢你给我发了这么一封邮件。这让我回忆了两年前的记忆。我重新检索了一下你的论文。这是一篇合格的物理小论文，符合我们课程当时对于论文的要求。但是我必须诚实地说这篇论文仅仅是当时你对度规张量的粗浅认识。而且我必须实话实说对于你论文里的具体内容我并不是太懂。仅从论文结构来看，当时的这个小论文并没有体现出你太多的自己的个人观点，可以看成是一些学习笔记总结。而当时给了你多少分数，我现在也不是记得很清楚，但我相信不会太高。这符合我给这门课打分的标准。这门课选课对象包含文理各个学科的学生，分数不以内容质量为标准，以这篇论文里体现出基于他自身的知识背景对物理的认知和思考。换句话说，我看重的是个人的思考和看法。而在你的这篇论文里没有很好地体现，或者你觉得你自己有大量的思考，但是你的论文里没有体现出来。好了，这是我对于你的成绩的解释。不知道是不是能让你释怀。
再说另一点，通过邮件可以看出来，你对广义相对论、理论物理很感兴趣。老师我希望你继续坚持走下去。最后说一句，我对于物理的理解：物理永远不是数学。数学呈现一种逻辑自恰的美。而物理更多地是呈现出一种物理场景重构想象的美。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致礼！
兰小飞
西华师范大学，南充
这个答复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一种高傲自大——“仅仅是当时你对度规张量的粗浅认识”，“实话实说对于你论文里的具体内容我并不是太懂”，他既然说自己“不是太懂”，为什么又说我只是“粗浅认识”？“粗浅认识”是根据怎样的判断得出的结论呢？后来我也懒得回复他了，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的成绩也并不是这一门两学分的课程能够挽救的，争辩这些东西没有意义。
临行前我打电话问贵州大学的老师会议注册登记的时间，对方说注册截止时间是14日下午6点之前，我和一位刚毕业且考了本校研究生的师姐怕14日当天赶不及，就订了13日的票，其他高年级研究生还是14日当天到贵阳。那天中午我去院楼里转了一圈，到楼顶看了看学校的建筑。后来师姐说到二期校门口了，我就下楼了。我们坐的下午的火车，到了晚上十一二点才到，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便睡下了。14日一早我与师姐就去会场注册了，几位研究生师兄当天下午才到。后来我才晓得，根本不用那么准时，王老师14日晚上才临时决定来贵阳，他甚至没有在网上填写预注册信息。多住了一晚上浪费了纳税人的几百块钱，让我心生愧疚。
会议期间几位研究生睡一间房，然后跟旅店老板商量好开几间房的发票。每个研究生的住房开销上限是200元/间，我们实际的房费是130左右，他们开190的票，不开200是因为如果刚好200就太假了。一位师兄带着他的女友来贵阳旅游，没有去听过一次报告。每天晚上他们都去网吧通宵，第二天在睡到十一二点到会场吃自助餐，然后下午听听报告。虽然我每次报告都有到场，但我当然没有听懂任何一个报告，有几场我甚至昏昏欲睡，这再次让我感到良心不安。但即便我没有听懂，我也还是听得出来他们做的东西都只是在套模板，不停的套模板。研究生们闲聊时我会在旁边听，他们说蒋青权为了解决女儿的上学问题，要跳槽到重庆的哪个理工学校去，因为他们学校可以给蒋院提供学区房；他们说赵峥老师已经去世了，我还在微博上问是不是真的；他们说王老师不搞学术，跑去当研究生教学秘书，是无心学术，一心想当官。他们的这些观点我当时都当真了，直到毕业时我才确定他们聊天的内容都是胡诌。
研究生们闲聊时我发现我竟插不上话。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即便读上研究生，可能仍然会像本科时一样。
兰大的魏少文老师报告的内容是用光线追踪技术研究黑洞附近的引力透镜效应。他特意在开头讲了面包与甜甜圈拓扑不等价，而随后讲述的内容当然没有任何关于拓扑的东西。这让我想到了兰小飞的那句“物理永远不是数学”。我很奇怪，为什么物理工作者总喜欢说物理不是数学、数学不是物理，却总乐于去讲一些数学的、听起来高大上的东西呢？于是我编了这样一则笑话：
你与物理工作者谈物理的时候，他会给你吹数学，张口纤维丛，闭口上同调，还会讲甜甜圈和咖啡杯拓扑同胚；而当你真的与他谈数学的时候，例如告诉他集合
的拓扑是 的所有子集构成的集合与空集之并，满足有限个 的子集的交是拓扑的元素；无限个 的子集的并是拓扑的元素,他就会恼羞成怒：数学不能算物理……数学！……物理学家的事，能叫数学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扩大希尔伯特空间”，什么“重整化”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教室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刻意制造某种物理与数学的对立关系是幼稚可笑的，有的学物理家将自己麻痹在一种模糊不清的表述之中，并将这种表述美其名曰“物理直觉”，可笑至极！Chern将物理与数学的关联形容为“同气连枝，同胞共哺”，Yang也有与Chern类似的“双叶对生”观点，这些描述都是极好的。我们没有必要特意区分物理与数学，甚至可以说理论物理就是应用数学。物理工作者应当借鉴数学中公理化的方法将物理中含混的地方解释清楚，最终使得一切物理模型脱离先验认知，成为真正的第一性原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另一位让我印象很深的报告人是薛讯老师，他讲的东西我不是很懂，回想起来大抵有“弦景观”“沼泽地”之类的奇怪名词，但我听起来很舒服，一看就不是在套模板。
会议很快就过去了，不论是同校的学长们搞发票套现、通宵打游戏，还是站在讲台上套模板的异校前辈，他们的日常都让我感到非常沮丧。
回到南充后，我休息了一天便返回了宜昌。这个暑假里，我找到了一份Aditya Dhumuntarao做的
20年刚就业的时候很迷茫，一个人跑到深圳，没有同学，没有熟人，一个月三千五，不知道要做什么。那年11月我跑去广州考专利代理师，没提前找住宿，在城中村兜兜转转没找到地方住，骑共享单车到处找，找到两三点放弃了，找了个网吧包夜睡了一晚上。早上去考试，昏昏欲睡，下午旷考，混进中大转了一圈。回深圳之后我还给张宏浩发了封邮件，标题是“一个很迷茫的人”，附带了我的简历，他当然没回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是我看到这封邮件，我会以为这是什么招嫖的小广告。(2023年06月02日凌晨)
凉山(2019-2020)
8月30日，我回到了学校。我将发票整理起来，拿别针别好，然后用A4纸做了一个信封，将发票装在里面，拿给了王老师。王老师做行政工作很忙，但他拿到信封后并没有让我重新粘好再给他。他问我是不是要去支教，我说对，他说挺好的。我们在9月1日开了一个支教动员大会。会场在图书馆楼下的学术报告厅，几百人，都是毕不了业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为了毕业，也成为了他们的一员。虽然平均水准很差，但我们之中确实也有一些理想主义者，他们就是为了支教而去凉山的，我很佩服这些人。9月2日一早我们便乘车前往凉山了，在车上我向辅导员发了条消息说我上车了，他祝我一路顺风；我给王老师发了条消息，我说我走了。他问我去哪？我说我去支教。他说好。我的大部分大学同学我都只知道名字，但我不知道谁是谁。我们班与我一起支教的还有一位女生，一开始我只知道她叫李婷，直到出发那天早上碰面我才知道她长啥样。在路上她告诉我，大家私下都觉得老师在整我，所以我才挂那么多课。她说我喜欢学物理，那些老师应该放开约束让我去学。我之前没有听到其他同学跟我说这些，听到她这样讲，我顿时就笑了，我说我以为只有我自己这样认为呢。当天晚上8点多，我们到了昭觉县城，在旅店住了一晚。3日一早，购置了一些日用品之后，学校的老师就接我们下乡了。我所在的昭觉县大坝乡靠近356国道，时常有体型庞大的货车满载货物呼啸而过，这些工业化的生产资料仅仅是大坝乡一个又一个的过客，与大坝乡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马路左右分布着密集的瓦房，乡政府、卫生院则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在一片瓦房中格外显眼。站在马路上，面朝北方，卫生院靠右，乡政府靠左。大坝乡中心小学校就在乡政府的背面，一道上锁的铁门将中心校与乡政府隔开。几乎每个中心校的老师都分配了一把铁门钥匙，随走随关，以防学生未经许可跑出去。有时学生会找来树枝之类的东西塞进锁孔，这样就需要换锁、重新分配钥匙，中心校的守门夫妇全权管理这一事务。他们会拿液压钳将锁剪短，然后换上新的。不是每个老师都有钥匙，如果没有钥匙，可以去找守门夫妇帮忙开门。在大坝乡支教的半年里，铁门大抵换过两次锁，而每一次换锁都意味着新钥匙的重新分配，意味着谁有资格快速打开铁门，自由进出中心校。
中心校的支教老师一共有18人，其中3人来自四川职业技术学院，2人来自成都体育学院，其余都来自西华师范大学。中心校的宿舍不多，最开始分配宿舍时，15名支教老师都住到了乡政府，我与老邓、老王分配到了中心校，跟彝族的孙华老师同住（李婷说他的彝族名字叫申子晓江，取“孙华”这个汉族名字是为了工作学习上方便）。彝族酒文化浓厚，一进宿舍就能闻到一股酒精发酵的味道。教学用具、书本纸张杂乱的扔在角落，后面收整时我还在其中发现了一个未开封的安全套。老王是成体的，比较坦率，他直接找到了拉马日夫校长反映宿舍的问题，然后拉马校长把孙老师说了一通。孙老师也挺愧疚，他给我们发烟，说没事，他提出要搬出去。我们把寝室整理好，然后就睡下了。乡下没有光污染，晴朗的时候，晚上可以看到银河。9月22日是到大坝乡之后天气最好的一天，我准备好手机支架，到乡政府楼顶拍了很多星星。
我在大学并没有认真学习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师范技能，我心里只有物理，缺少人文关怀。在中心校的最初那几个月里，我只会给我们班那一百零八个孩子放动画片，并在心里计算着返校的时间。有天我们的班长尔古阿洛问我电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停电。我告诉她，电就像水一样，水会从高处流向低处，电也会从高的地方流向低的地方。她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我突然觉得很心疼。我原本可是连报销一本教材都过意不去的人，只因我读不懂教材某节的内容。现在我吃着公家饭，住着公家房，每月拿着纳税人给我的一千五百块钱，却不干活，我产生了很强的负罪感。最后那一个多月，我开始尽可能的教孩子们写自己的名字，教他们算代数题。我还教他们认识时、分、秒的概念，告诉他们1分钟等于60秒，1小时等于60分钟。放学前我会让他们拍手，一秒拍一次，我告诉他们还有5分钟就放学了，还有1分钟就放学了……
21年年初，我在微信上联系到昭觉的彝族同胞，找到了支教学校的几个同学。支教的时候阿尔阿卓的哥哥子呷挺乖的，帮了很多忙。联系到子呷的那天晚上，他正在大坝乡中心校新校区背后烤火，我问他还记不记得我，他说记得。他把头发染成了黄色，说着抖音快手里流行的段子，他长大了。后来他时不时会来找我，说朋友没钱回家了，或是要考试了没钱买文具之类。有一天他找我借钱，说没钱吃饭了，要饿死了，之后一定还我。我知道他不会还，但还是带有一丝希望，转账给他了。没借他钱之前他还经常找我，而当真的给他微信转账之后，他就再也没找过我了，他的朋友有钱回家了，而且实现了“文具自由”。如果百十来块钱真的能让他们不再贫困，那我还是挺愿意出的。而现实是他们一点都不缺钱，他们缺的是教育，他们的思想一片贫瘠。
最后的两周里，很多支教的同学陆续都返校考试了，我用课程论文解决了考试的问题，所以没有返校。几位教数学的同学便把几个高年级的班交接给我，我上课的时候就告诉这些高年级的学生为什么要学数学。我说，哪怕你们以后仍然当一位农民，用数学的方法也能让你规划好一切，实现增产增收。我也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听懂，他们都很少跟我说话。我们离开大坝乡的时候，一学期的教学任务还没有结束，高年级的学生正要开始期末考试。2020年1月11日一早，我们便收拾好行李前往昭觉县，坐学校的大巴车返校。我们的校车沿着好古拉达河，沿着348国道向西昌行驶。路经四开乡的时候，中学的孩子们围着支教的老师，哭得鼻涕眼泪一大把。我没脸看那些小孩，带上了耳机，将AC/DC的《Highway to Hell》循环播放了几个小时。11日晚上11点多，我们到达了学校。回到寝室，只剩张冠雄一人，其他人都离校了，张12日一早也要走。回想起来，我见到的最后一个大学同学，大概就是张了。而当时已有新闻说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确诊了几例不明肺炎患者，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毕竟一开始政府的官员一直在说可防可控。谁能想到，这场瘟疫会在年底覆盖全球。
规范场论与理论物理的终点
疫情(2020)
12日我在学校休息了一天，2020年1月13日便踏上了回家的动车。走下列车那种感觉很奇妙，仿佛是与一个久别的朋友再次相聚。我搭乘的士来到小区楼下，然后去打包了一份热干面，加了一根腊肠。到家时家里没人，我坐在饭桌旁吃完了那份热干面。南充没有卖热干面的店铺，凉山更没有。对一个湖北人来说，想吃热干面却吃不到是一种煎熬。
2020年1月18日，我们一家三口前往高铁站附近的物流园置办年货，我们购置了一些坚果与牛肉。母亲在想，要过年了，肺炎愈演愈烈，外婆又在武汉，要不要去武汉接外婆回来？我跟她说不要去。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决定或许是正确的，如果去了，外婆指不定会在路上感染肺炎；而安安稳稳的待在家中，风险或许还没有那么大。不久后武汉就封城了，武汉的亲人都还好，没有染上肺炎。宜昌这边年前还能进出小区，年后便开始全封闭管理，直到现在。2月隔壁一栋楼里有了确诊的居民，我们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楼下穿着防化服的医务人员，难免让人感到恐惧。一切都恢复得很快，到3月之后疫情就逐步控制住了。父亲领了临时通行证，开始外出配送农药给周边县市，农业开始恢复往常的秩序；不久后商业区也开放了，母亲也开始工作，她回来时会抱怨商场有老不死的带着小孩到处逛，还不戴口罩。我们也开始了网络课程，学习本科最后的几门课程。这学期有门课叫现代物理学实验，就在国家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上做双缝干涉实验、材料制备实验等。我最感兴趣的是安徽大学搞的一个X射线成像仿真实验，这个实验需要我们自行安装Linux系统，然后make搭建root和geant4环境，最终编译并执行仿真程序，得到一个戴戒指的手指头的X射线成像照片。这个实验好像没有人做出来。后来我看到有位同学的毕业论文答辩题目是“半导体的中子辐射效应和Geant4模拟”，但他没有在群里发过任何东西，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做出来，也不晓得他这篇文章写的都是什么内容。这个实验对我影响很大，致使我从那之后一直在折腾Linux系统。一开始我装了一个完整的Ubuntu18.04，后来我发现了WSL(Windows Subsystem for Linux)，我便不再使用完整的Linux系统了。为了把原来的完整Ubuntu清除掉，我用了Windows自带的DiskPart，这个工具有个命令是clean，执行它不需要用户确认，我就误将整块硬盘的数据都抹掉了，我7年以来的照片、资料都没了。我顿时气血上涌，冷静之后我找了一些磁盘恢复工具，掌握窍门之后，我购置了一块新硬盘和一个硬盘盒，用盗版的DiskGenius还是把所有数据都找回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丢失了哪些数据。经历了这次小插曲，我对我的重要数据都格外珍惜了。
毕业论文(2020)
19年3月跟吴老师谈话时，他说我那篇将真空静态球对称解的文章改一改就能当毕业论文了，所以我一直没在意写毕业论文这件事。但后来我还是想写一个更好一点的东西出来，我便开始找新的课题。一开始我还寄希望于王老师，希望他能给我一点建议。但后来我发现他根本没在意指导这回事，我意识到得靠我自己了。进入3月之后，我想到了许多点子，例如：
- Gauss定理（或称Stokes定理）成立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是存在一个可定向的边界流形以区分内外，这就像是嵌入
的球面 可以围住一个闭区域，这个闭区域的补集是无界的。但我们无法使 上的 产生同样的效果。于是，如果我们的宇宙是不可定向的，或者没有边界，那如何使用Gauss面围住一个源（汇）？
后来我发现这个想法似乎与Gibbons-York-Hawking理论有关。
能不能用Ricci流研究宇宙的演化？
一个带有自旋的宇宙是否能产生类似科里奥利力的可观测效应？
黑洞视界面是时空度规伪奇异性的产物，它并不是真正的奇异性，可以通过坐标变换消除。从各种层面上考虑，黑洞都不应当存在一个绝对的视界面，视界半径应当是某种统计平均，真实的视界应当是渐变的。如何构造这样的模型？
……
但我逐渐发现，我缺少一些必要的数学基础以定量研究这些课题，这使得我对这些课题的思考变成了纯粹的空想甚至瞎想。作为一个物理系的本科生，而且还是二本师范学校物理系的本科生，陷入这种思考中是非常危险的，容易被当作民科，至少在别人看来更像是一个民科。
思来想去，最终我还是写了规范理论。我在2019年初就学过一点电磁场的规范理论，但众所周知，电磁场的规范理论只是一个可交换的规范理论，并且大多数教材都用分量形式描写，缺少一种整体的表述。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份复旦大学丁青老师的报告记录，以此为基础，我参考Chern的微分几何教材与张宏浩老师的教案写了一个推广到n维平直时空的非Abel定域规范场论。由于此时的疫情与伦敦大瘟疫类似，而牛顿正是在那场瘟疫中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于是我刻意将论文取名叫做定域规范场论的数学原理。Einstein的引力理论描述了时空流形上的几何，而规范场论描述的是时空主丛上的几何。在数学上，这表示引力理论的张量（场）是实值张量（场），而规范理论的张量（场）是向量值张量（场），特别地，是一种取值为Lie代数的张量（场）——
毕业了(2020)
5月，我们湖北籍的学生确认不会返校，重修考试也确认在线上执行。英语3重修考试开始的前一天，辅导员打电话过来，他问我周围有没有英语比较好的人，亲戚朋友有没有认识的。他问我懂他意思吧，我说懂。后来我顺利的通过了重修考试，我终于可以毕业了。后来要填一些档案信息，我委托室长帮我填写，6月底我的学位与学历证书也寄到了家中。
如今西华师范大学天文系的第一届学生也终于毕业了，但四分之一的同学已经离开了，只剩下27人。其中还有一位同学是物理系转过去的，也就是说天文系最开始的那35人里只剩下26人。范型钟呢，一开始我在答辩分组名单上没看到他，便以为他转系了。于是我在班群里问：他不是要抚摸宇宙迷人的胴体吗？然后就有同学告诉我说他出国了。而剩下的那27位勇士的毕业论文中没有几篇是自然科学，大多都写的天文教育、天文科普这样的社会科学。我认为一切的教育、科普活动应当高屋建瓴，若在本科阶段就将研究对象就局限在一个很窄的区域内，想必未来也难以做出非常优秀的教育、科普工作。例如，我有很多同学都认为中学生又不学量子力学，我以后就到中学教书，我干嘛要学量子力学？我把牛顿力学搞懂就行了。学院的许多学阀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他们会在某句话中莫名其妙的加入一句“你们到时候都是要当老师的”，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给人一种放弃学习（相对中学物理而言）“高等”的物理知识的借口罢了。我相信这样的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天文系那27位勇士，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当然，如果可以做一般的教育、科普工作也是极好的，若能予以足够的时间，一代代下来，总有一天我们的天文教育、天文科普是能够做起来的。问题在于我们明明有资源、有能力培养出优秀的天文教育、天文科普工作者，为什么还要去培养一般的天文教育、天文科普工作者呢？学院没有做好应有的教育教学工作，犯的各种错误不是来源于无知，而是来源于无能，这是不能被原谅的。如果学校不积极转型为综合型大学，办学的定位始终是“培养教师”，那何必还挂着“师范大学”的头衔、授予理学学士学位呢，“师范职业技术学校”与“教育学学士学位”不是更名副其实？
结束了吗？
毕业后，我在深圳找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公司做企业服务，我负责公司的知识产权板块。做这个让我想到了Einstein，他毕业后在瑞士专利局当专利审查员。我的工作不是审查专利，而是申请专利流程的管控、跟进。咨询服务行业或许是了解社会运转的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即便这一行某些方面脱离了我的固有认知。
我还在继续学习Linux，我开始接触Hexo，下载各种博客模板并修改成我想要的样式。我买了一台Raspberry Pi 4B又开始折腾。脱离学校之后，我便开始了没有顾虑的学习。虽然时间不如在学校那样充裕，但我有了一笔收入，我不但学习了新东西，别人还要付我钱，多好。在学校我总要担心考试，现在我不用再为考试担忧了，我可以学任何我想学的东西。有时我还是会想着要不要去读个研，但我又很担心研究生阶段遇到的人会让我失望。我现在仍然很迷茫，但我的眼界比过去更开阔了，我不再将目光集中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
我无法接受那些小微企业的逃税手段，没有行业认同感。我觉得，企业服务这个行业缺少自动化的生产工具，岗位上的员工做的只是重复性的机械劳动，并不适合我。我提前近两个月告知老板我的意向，家人说我傻，不该过早摊牌。2020年12月18日，考虑再三后我选择了离职，前往龙岗一家做精准农业的公司。走的时候前老板祝我一切顺利，同事们为我送了行。我的数学功底与知识产权从业经历帮助我顺利入职新公司。面试时老板看到我的资料上写着我会张量分析，便要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张量。后来回想起来，我现场做出的解释并不好，但老板还是当场录用了我。我编程能力太差，老板给了我一年时间学习。我目前做了一些传感器数据滤波的工作，这份工作让我又回到了在学校时的学习状态。
本科四年，我就像一个撞得头破血流的勇士，前进，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但我想，我现在似乎转变成了一个加有思想钢印的守卫，开始守护我认为珍贵的事物。我其实并不晓得这种转变是否合适，但我晓得，时间会检验这一切。
代顺治
2020年10月25日，于深圳
参考文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3年）[DB/OL]. link, 1993-03-29, 2024-10-02